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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队是一种美学态度,孟京辉再推

文章作者:戏剧 上传时间:2019-09-30

《新锐戏剧档案》的新书发布仪式选在蜂巢剧场举行。开场前十几分钟,孟京辉走了进来,和坐在第一排的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扈文建打招呼。“对这本书满意吗?”扈问。“满意。”孟答。十几分钟后,孟京辉坐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手握话筒,一手抚摸着《新锐戏剧档案》的封面,用诗歌般的语言,述说着他的满意和自豪。相比10年前出《先锋戏剧档案》时的忐忑,今天坐在自己亲自改建的小剧场里的孟京辉,变得更加笃定。这个时候,被《新锐戏剧档案》收入了数部作品的几位青年导演就坐在台下看着他。从“先锋”到“新锐”,在中国实验戏剧在摸爬滚打中走过的十年光阴中,这批新锐戏剧导演也如割后的韭菜般刷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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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刘臻 实习生 操傲文)北京时间3月27日晚9点,第73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发布会在法国举行。发布会公布了2019年度阿维尼翁戏剧节官方43部特邀剧目名单,其中中国导演孟京辉的当代戏剧作品《茶馆》收到今年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官方邀请,这是阿维尼翁戏剧节73年历史上首部中国大陆剧目入围“IN”。据悉,孟京辉版《茶馆》将在7月9日-20日在Opéra de confluence 大剧场连演10场,为能让《茶馆》在阿维尼翁顺利演出,戏剧节组委会还特地为这部剧量身改造剧场,重新调整了剧场的高度。

“飞扬的微尘粒组成的一本书”

  先锋戏剧《阳台》主创人员合影(1993年)李晏摄

此外,中国舞蹈家文慧与捷克导演索波多娃(Jana Svobodová)合作的《普通人》及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赛勒布伦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执导,以已故中国摄影师任航为创作灵感的戏《外观》也入围了阿维尼翁IN戏剧节。

这部于9月下旬面世的《新锐戏剧档案》,以近年来涌现的10位青年戏剧导演为结构,不仅收入了每位导演的戏剧剧本,而且用档案的形式对这些戏的制作过程进行还原:导演手记、导演日记、排练计划、排练现场照片、书写在剧本对白旁的奇思妙想、演出预算表、灯光设备和音响设备的数量……这些原生态的资料呈现出比剧作故事还要丰富的背后制作故事,清晰地勾勒出创作者们探索、思考的痕迹。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1月8日,在时尚廊书店里,数位青年学生争先背诵着一段段《恋爱中的犀牛》的台词,流畅得让人忍不住喝彩。戏剧导演孟京辉带来增补版《先锋戏剧档案》和新书《新锐戏剧档案》,与著名评论家唐晓渡、作家杨葵、摄影家李晏对谈20年戏剧发展,分享他们对于戏剧的心得和台前幕后的戏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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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表示:“特别希望当我们总结最近20年的戏剧创作和当代实验戏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时候,这本书可以被当作一个比较亲近的注脚。它是由我们每天看不见的飞扬的微尘粒组成的一本书,我替所有的创作者感到骄傲。”他把这本书看作“10年来可以探寻的一种轨迹”,“你在这轨迹里看到特别多矛盾的,甚至奇怪的、幼稚的东西,这里面的文字和图片,可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可笑,但它拥有历史留下来的一点点沉淀。”

  从《先锋戏剧档案》到《新锐戏剧档案》:记住10个人的名字

《茶馆》剧照。孟京辉工作室供图

《新锐戏剧档案》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是未知,但10年前《先锋戏剧档案》的反响可以作为参照。当年做《先锋戏剧档案》时,孟京辉的心情是“既忐忑不安,又感觉时候到了,应该把它作为一种记忆进行梳理。”他根本没想到它会卖得那么好,卖了3万多册后,又加印了2万册。如今在他看来,这两本书构成了两个段落,它们之间互相吸引和印证。

  1999年,《先锋戏剧档案》出版前,孟京辉和杨葵在公园里聊天,当时以为:像这样关于戏剧的书,且都是剧本、照片,乱七八糟的,估计没人关心,印2000本就差不多了。一年后,有一天杨葵到三里屯某酒吧看到一群年轻人人手一册《先锋戏剧档案》,他乐开了花。《先锋戏剧档案》确实创造了奇迹,不仅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遭遇困境、突破行为的档案性记载,更以其中的锋芒与锐利而成了后来戏剧乃至艺术创作人的必备参考,同时也成为不少文艺青年必读的经典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其价值愈发显见。

阿维尼翁戏剧节是当今世界三大戏剧节之首,受邀于“IN”的剧目更是代表了国际当代戏剧的最高水准,戏剧节于1947年创立,每年七月开幕。作为世界重量级的艺术平台,阿维尼翁戏剧节曾上演过无数国际舞台大师之作,如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国际剧场导演彼得·布鲁克,舞蹈剧场先锋皮娜·鲍什,当代重要的德国剧作家海纳·穆勒,波兰教父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德国戏剧大师、前柏林人民剧院艺术总监弗兰克·卡斯托夫,美国后现代主义导演罗伯特·威尔逊等国际当代艺术大师都曾进入阿维尼翁IN戏剧节。得知入围消息后,新京报记者第一时间对话孟京辉,揭秘入选幕后。

新锐导演眼中的《新锐戏剧档案》

  “你打开第113页。”孟京辉一边拿着书做示范一边说。增订版《先锋戏剧档案》增加了《臭虫》一剧资料,增加了孟京辉以读者和经历者身份于10年后写的笔记,更好玩儿的是,从第113页起到269页,每一页右下角都画有一个小孩子,哗哗地翻开去就会变成动画,像拉洋片:一个小孩儿在蹦,蹦起来翻一个跟头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脑袋又飞了,脑袋爆炸了,于是小孩找自己的脑袋。孟京辉说,当时画的时候手边没有什么书,有一本《斯大林格勒战役》,就在剧场演出的时候,拿着这本书,一个小时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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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策划中心副主任、多年来扶持青年戏剧导演创作的傅维伯看来,《新锐戏剧档案》可以进入中国戏剧发展的里程碑,“这10个导演,可能代表了这十来年中,为戏剧理想艰辛付出的一代人。”

  《新锐戏剧档案》源于《先锋戏剧档案》,据孟京辉介绍,收录了10位活跃的、有审美追求的、最年轻的导演作品,包括顾雷、何雨繁、黄盈、康赫、李建军、李凝、裴魁山、邵泽辉、赵川、赵淼,有剧本、剧照、排练资料、演出说明书以及导演笔记、观众评论等现场性、原初性资料。“通过《新锐戏剧档案》,我希望大家记住这10个人的名字,这10个人的名字至少在未来10年里你们会经常看到。他们会对未来中国戏剧和中国戏剧美学、戏剧文学、导演的操作还有戏剧生态,产生特别清晰而有力量的影响。”孟京辉强调。

孟京辉工作室供图。

那么,作品被收入到这本书里的青年导演们,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这本书以及自己和这个群体多年来的创作历程?

  从“先锋”到“新锐”:年轻时胡闹过,最后总会有好玩的结果

先遣队是一种美学态度,孟京辉再推。新京报:你觉得阿维尼翁IN戏剧节节目总监为何看中《茶馆》?

拿着《新锐戏剧档案》,赵淼想到了还在大学读书时看过的《先锋戏剧档案》。多年以后,他和他的三拓旗剧团出现在新的戏剧档案中,他说自己有一种“又奇怪又骄傲的感觉”。

  从先锋到新锐,两者相映成趣,好像是传承,却又是不在一个系统里的两种东西——这是孟京辉对于两者的感觉。从先锋到新锐到底有什么区别?孟京辉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所谓当时的先锋还有一点点炫耀和遮遮掩掩的东西,炫耀自己的先锋姿态,遮遮掩掩自己的美学追求。而新锐里每个人的感情都是强烈的,没有一个人是国家院团体制内的,不像一些先锋导演比如孟京辉自己,既在体制内,又有自己的工作室,“脚踩两只船”,有自己的资源空间,而他们没有资源空间,只是尽可能地在社会空间上占据一些周边关系,形成他们的资源。

孟京辉:去年节目总监阿涅斯·妥丽来到乌镇戏剧节,当时《茶馆》作为开幕大戏首演,看完之后她觉得《茶馆》代表了当下一种危机感。其实她并不知道老舍先生是谁,但她能在戏剧行动语言及整体的编排中找寻出一种对整个人类的思考和忧虑,她当时就问我《茶馆》能不能到阿维尼翁戏剧节来,其实当时成行还有点困难。

这本书中选取的青年导演,有一些近年来鲜有作品问世。所以黄盈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发出了感叹:“有些导演中场休息了,有些导演是下半场来打比赛的。希望未来的10年,书里面的这些青年导演们能好好地打完全场。”

  不一样之处还在于,“特别重要的一点,好像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戏剧理想”。孟京辉介绍。在《先锋戏剧档案》中,还可以看到好多以剧本为主的东西,文学性更多一些。而到了《新锐戏剧档案》里很多都是计划的,或者说是一种动机,一个概念,比较散碎,体现出年轻的思维跳动。“今天新东西出现了,我们就一窝蜂奔着视觉走,第二天又有了新的感觉给我们刺激,但是我们没有依据文学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片段性的故事,就会搞得很慌张。”

新京报:什么样的困难?

裴魁山则看到了这个创作群体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意义:“中国戏剧在取得大发展前,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坑,这个坑可能需要无数人去填,把坑填平了,我们的戏剧就非常棒了。很高兴我被扔进坑了。”

  80年代先锋形成浪潮,是反叛,是颠覆。“先锋这一类人叫‘苟活至今者’。”孟京辉这样称呼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些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先锋戏剧,我们还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做点别的,但是我可以活到现在,也体现了整个中国当代戏剧走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他表示,“我觉得当时越爱胡闹的人,过了10年以后会发现这个人越有出息,我说越有出息是他自己活得特别快乐。只要他年轻的时候胡闹过,他最后总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结果,或者你会听到他干了什么你想都想不到的事。”

孟京辉:主要是技术上的。《茶馆》舞台上的巨轮就有10.5米高,后来他们回到法国找遍了所有剧场都没有符合这个标准的舞台。其实我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将这个巨轮在原有的基础上缩小了1.5米,他们也很不容易,为了能装进我们这个置景,剧场甚至把舞台顶部的一条梁去掉了。

青年导演的困境和坚持

  未来的先锋:必须具备革命性

新京报:这部《茶馆》是中国大陆首部入围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作品,之于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于目前的中国戏剧来讲,你觉得又有哪些意义?

一群青年戏剧导演聚到一起,创作困境就成为不可避免要谈到的话题。这困境,既包括戏剧创作者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面临的生存问题,也包括在创作过程中如何把握题材、角度以及自我突破的问题。前者难免让人黯然神伤,而后者,似乎是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

  作为先锋戏剧的旗手,孟京辉确实做到了反叛。比如说当有人问起他对传统戏剧的看法时,他表示,中国传统戏曲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比如布莱希特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找到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算是布莱希特的,而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偷’过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就算是我们的。”所以他强调,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就属于你,这完全是两回事,你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孟京辉表示,他特别讨厌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觉得应该改为‘只有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孟京辉:《茶馆》得到了国际戏剧主流美学的呼应和认可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特别高兴的一点是,《茶馆》是中国人自己的剧本,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品。剧本有思想,我们中国的导演及年轻的创作者也不再像过去一样躲在自己的审美体系里面自说自话。现在的我们已经能更多地从社会的深度,思想的高度上与世界接轨。

在新书发布仪式上,当面对青年戏剧导演们的作品缺失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的质疑时,黄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创作者们也看到了这些现实问题,但可能在创作时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他希望用隐喻而不是直抒胸臆地去表达,这点我们需要做检讨。但是,也不要着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太少,只要市场有需求,一定会有人拿它来卖钱。”

  在孟京辉看来,一些中国元素在国外和中国刚刚交往时是需要的,但是这些所谓的中国元素只是传统留下来的一些痕迹、符号或标签,是表面的东西。“原来我们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举手发言了,用什么来发言呢?用老祖宗的东西来举手发言,就显得那么底气不足。”他认为这就像将昆曲拿到国外去,外国人看完了觉得很漂亮,很高兴,但回到家就忘了。因此他强调,中国当代戏曲一定不要被表面上的另一种文化对它的兴趣所迷惑。

其实中国戏剧对于西方的戏剧理论并不陌生,这么多年在舞台上出现的很多作品,从故事性、先锋性上来说形式各式各样、一应俱全,但我们仍在努力探讨的是怎么能够在大家共同的人类美学语言和戏剧语言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风格来。戏剧美学一直在发展,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它实际上有美学的流变。美学的流变能看出它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力度与观众的关系,戏剧美学始终在不断发展。

显然,资本的压力是他更想说的:“作为体制外的自由创作者,我们需要养活自己。因为做戏需要集体协作,不是一个人就能干成的。”黄盈说,“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青年导演,都有养活自己的办法。但不能忽略的前提永远是这个群体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压力。”

  然而,孟京辉也认为,在戏剧传统中,有一种东西没有被年轻的戏剧家很好地继承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战斗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爱美戏剧、40年代的街头戏等都富有战斗性。比如说《放下你的鞭子》,演着演着台下观众就义愤填膺了。它们就是批判现实,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并代表着正义。

新京报:说回《茶馆》,你觉得相对于西方语境而言,他们会如何看待《茶馆》这部作品?

在邵泽辉看来,现在创作者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作出作品来面对这个世界,“但无论我们选取何种方式,自由创作还是和国有院团合作,重要的是选择之后坚持我们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未来的先锋有怎样的轮廓?孟京辉认为,未来的先锋将更加多元化,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具备的,即革命性。所谓革命性,就是在原有脉络的基础上斩断一些东西,然后再往回联系,形成循环。“现在先锋除了是这个姿态之外,还是一种坚持的态度,一种美学态度,革命又不革命,创新又不创新。”孟京辉说,当说到先锋时,又不是先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永远的先锋。

孟京辉:做《茶馆》的过程中我其实有过犹豫,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我最感兴趣的,与德国的戏剧构作塞巴斯蒂安·凯撒合作时,他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超时代的判断,那就是在这个不断改变的时代里,唯一不变的只有人。

在创作中,凯撒提醒我可以更宽广地说一个故事,无论我运用“拼接”还是一种时间的错位都可以尝试,这让我变得特别坦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对这部剧作就熟悉了,开始喜欢上了。比如我想到老舍的境遇,他到最后面对太平湖,面对着死亡,他想的是什么?那我就让王利发也面对着死亡,面对着天堂,面对着自己的过去。这样下来,我突然在原作中发现了很多带有强烈生命力的东西,想通了这说的是对这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感受。凯撒给予我的启迪让我不再拘泥于原来的剧本,世界文化实际上都是连着的,一个人的成长、逃避和面对灾难的状态都是非常真切的。

新京报:《茶馆》之后,你在“先锋”上又有哪些新的认知?

皇家1号棋牌,孟京辉: 先锋是一个标签,它确实是一个好词,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它其实更要是一个戏剧创作者的姿态,它能够让你永远去追求新东西。我其实觉得很幸运自己先后改编创作了余华先生的《活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现在老舍先生的《茶馆》,我现在的创作变得特别的坦然与平和。因为我认为先锋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它就需要踉踉跄跄地往前走,没有好坏,到最后能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我内心还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戏剧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做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受到关注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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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剧照。孟京辉工作室供图

新京报:近些年一些东方的作品到了西方反而更能引起强烈的反响,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孟京辉:虽然现在西方关心的东西和我们关心的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有一点是大家共通的,就是人和自己的环境,人在自己空间里面的矛盾,对自由空间的向往,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幻化成艺术表现形式就行了。戏剧其实不分这么多东西,它除了属于当代与我们自己内心的东西外,还必须怀着对人类巨大的悲悯情感。

新京报:每年你都会推荐青年创作者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这一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去“IN”,你会觉得有哪些不同?

孟京辉:以前是带着大家到戏剧节看别人玩什么,看看自己的能量,尽可能地去交流,在比较和滋养中进步。现在我的作品成为了整个戏剧节的一部分,一个亮点,这在中国当代戏剧的对外展示的层面上来说很不容易,我现在暗自里还有点自豪呢。

其实我一直也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小环境里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的蜂巢剧场,北京青年戏剧节,乌镇戏剧节,也会思考戏剧培养教育这些方面的事情,能吸取世界文化中好的东西,靠自己实践后这么点点滴滴传下去,我挺开心的。

新京报记者 刘臻 实习生 操傲文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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